要編採自由得付出代價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建議，想把編採自主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傳媒工作者，應自組班底，成立自己的傳媒機構；然後才去找有資金且理念一致的人來投資。這樣才能避免投資者與編採人員出現意見嚴重分歧的情況。
為了避免投資者事後反悔，可仿傚阿里巴巴的合夥人制度，把原先自組班子內的成員皆視作合夥人，可以成為公司的董事會當然成員；而其他股東推舉出來的董事，人數不能多過合夥人，那這批合夥人才有真正的編採自由。
我曾和一些傳媒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覺得這樣做難度極高，莫說要找一個既有相同理念又敢於去冒投資風險的老闆不容易，就算自己傳媒人要出來組班也不容易，因為弄得不好，不但會失去原有的工作，而且會有財政上的損失，影響以後的生活。他們竟連嘗試一下的勇氣也沒有。
其實，他們現時所工作的機構，其老闆的政治立場很明顯與他們不一樣；現時矛盾未激發，老闆不想麻煩，所以才讓他們暫時有點編採自由；若然形勢轉變，老闆的態度與手段也會跟著改變，他們可以憑甚麼頂住老闆的合法權力。
要改變資本主義社會賦予資本擁有者的合法權力，非要有一場革命不可。要革命就得作出重大犧牲，如果連一份工作也不願意放棄，那又如何去爭取編採自由？
按鄭經翰在他報的說法，「如果真的要捍衛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劉進圖、張健波便應該帶領全體員工抗爭到底，罷工以至集體辭職抗議；而讀者最佳的支持做法，就是罷買《明報》，逼使《明報》老闆就範。」
然而，大部分傳媒工作者都想保住自己那份工，不願有太激烈的表示；連涉及利益相對少的專欄作家，也不過煞有介事地開開天窗罷了；之後還不是繼續拿不肯改變初衷的老闆的稿費。香港有些專欄作家，其強項就是擅於適應不同老闆的需要，立場可以一改再改，一樣無損其展露才華的能力。
如果傳媒工作者自己也把經濟上的利益看得這麼重，那傳媒機構的老闆又怎能不去考慮廣告商的取態呢？
近年，中資機構佔廣告市場的份額正不斷增加，傷害中資機構的感受，無可避免會影響他們在分配廣告預算時的取態。傳媒工作者不應有幻想，以為即使自己天天攻擊中共，中共仍會繼續讓中資機構以落廣告的方式為他們提供財政支持。傳媒要堅守獨立路線，維持編輯自由，就得接受中資不落廣告的現實。
這意味著如果要編採自由的話，就得接受少些廣告收入，就得學習如何在一個低收入水平下繼續生存。傳媒工作者若是想堅守原則的話，就得接受低一點的工資，過苦一點的生活。這是最起碼的代價，傳媒工作者有心理準備嗎？
(轉載自2014年01月27日am730C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