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需看大陸的分配模式
內地經濟在起步初期很依賴出口，以致常被外圍經濟的波動所拖累；所以後來逐漸改為想學美國那樣，以內部需求為主要動力。
不過，美國的發展模式並非一個好的典範，因為美國的分配制度並不公平，在1： 99的情況下，廣大人民的消費能力並不高，於是只好透過鼓勵借貸去增加需求。結果導致民間的債務日益龐大，最終演變成金融危機。
中國的情況似乎與美國不同，人民的儲蓄率高逾40%，大部分人只有提款卡，沒有信用卡，卻一樣有很強的消費能力。這種現象令很多的經濟學者都摸不着頭腦。
我從92年起已在內地經商，對這個問題有這樣的觀察：(一)內地的消費很多都屬公務消費，用公家的錢，當然闊綽過用自家的錢。(二)內地有龐大的地下經濟，導致統計數字並不可靠。以儲蓄率為例，由於作為分母的收入，只是不齊全的官方數字，並沒有計算非正途的收入，但銀行的存款卻可以掌握得比較準確，所以除出來的儲蓄率自然會比較高。(三)中國是一個剛富起來的國家，很多家庭必須的家當都不齊全，需要添置的設備很多，需求強的領域依然不少。
習近平上台後，窮奢極侈的公務消費雖然少了，但主要是少了涉及官員的地方，商業性質的公務消費應影響不大。以茅台酒近期售價急升的情況來看，公務消費依然十分普遍。
至於民間的消費為甚麼這樣強勁？相信與內地的社會主義式的分配制度有關。大陸對工人的群體維權活動雖然嚴令禁止，但政府每年都大幅提升最低工資(升幅常超過雙位數字)，令基層可以在經濟增長時多少分到一杯羹。此外，大陸的勞動法訂得十分嚴厲，僱主需作的承擔比一般資本主義要多。在這種情況下，內地的基層大部分都能感受到生活在不斷改善，仇富的情緒反沒有香港那麼嚴重。
近年，內地的樓價倍升，與收入脫節的程度比香港還要嚴重，然而，我發覺內地買樓人士的社會範疇依然相當廣闊，不似香港那樣，變得越來越窄。我公司每年在內地替發展商出售的樓宇有幾十萬套，我們發現在買家之中，不但有商人與高管，還有很多從事普通工作的人，包括司機、秘書、銷售人員、以至前台接待員等，如果純計他們的正常收入，他們是不易買得起樓的。他們應該還有其他收入來源。
這些來源可能是不正當的，甚至是非法的，卻能對現制度的不公平性起補充作用(大陸一樣行股份制，企業的利潤大都落入股東手裏，工作人員無法分享)。結果，在法治制度未完全建立好的情況下，民間於是有空間以自組織的方式進行調整。令不公平的分配方式可以變得平衡一些。
此外，大陸政府常以行政手段來逼使商人承擔一部分社會責任。政府一聲號召，商人就得參與扶貧、救災，以至環保工作。最近，政府為了解決城市新增人口的居住問題，就號召地產商經營長租公寓；但現實是收到的租金，連償還發展成本的利息也不夠。這種情況在中國以外是不會發生的，可視作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分配模式。
(轉載自am730C觀點2018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