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港兩城管治理念截然不同
昨文指出，香港由於在起步時行錯方向，現在已沒法在房屋問題上改行新加坡模式。不過，除了「途徑依賴」的原因外，香港現時的管治理念，亦不容香港仿照新加坡。
新加坡在60年代初已全面推行自己的房屋政策。當時新加坡已獨立，但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不知道中國會何時收回香港，所以在制訂政策時，並沒有作太長遠的打算，加上英國並不把港人視作自己的子民，所以考慮問題時，只考慮英國的利益，而不是港人的需要。
從英國的利益來看，香港的高地價環境，對經濟發展未見有太大的妨礙(當時香港的增長經常都快過新加坡)，但高地價卻可以令政府的財政收入有較好的保障，只是市民的居住環境比較狹窄一點吧了。英國人不覺得這是甚麼一回事。於他們來看，香港的華人生活已比內地的中國人好很多。他們覺得，自己在整體上已做得不錯，港人應該感恩。
另一方面，李光耀卻視自己為新加坡的國父，有強烈的家長意識，好處是他肯全心全意為自己的子民著想，希望新加坡可以長治久安。壞處是他以為自己比人民高明，要安排人民按他的主意去生活，他曾公開表示：民意並不值得重視。因為民意大都缺乏理性，不可能替社會作出明智的選擇。要求人民必須聽話，不可胡亂作自己的選擇。
在這套威權主義的管治下，新加坡的行政效率遠勝香港。新加坡政府要廣建組屋，可以收地，可以填海，可以重劃郊野公園。新加坡政府不容社會有太多的反對聲音，即使有，新加坡政府也有辦法滅聲。新加坡政府常把傳媒告上法庭，小則罰款，重的可引致傳媒被查封，主事人要坐牢。早前，就有一個名為「真正的新加坡」的網媒，因散播不利種族共融的言論，被政府告上法庭，主事的兩夫婦都被判監禁。這種事情不會在香港發生，所以香港人也不要寄望有得住組屋，這不是沒有代價的。
其實，在英國人未知道中國鐵定在97年要收回香港之前，港英政府行的一套與李光耀的差不多(應該說李光耀也是學英國人的)。港英政府同時掌控行政與立法的權力。港督同時任行政局與立法局的主席，局裡的成員皆由港督挑選，服從港督的意願。司法雖相對獨立，但在重大問題上，亦會自覺配合殖民管治的需要，直到八十年代初，英國知道中國要收回香港後，才引入民主理念，立法會才增加民選議員，港督才不再任立法會主席，以三權分立代替行政主導。
這種改變，令八十年代成了一個分水嶺。在這個年代之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價值觀。他們視個人的權益高於一切，國家的、民族的需要都得讓步。他們認為立法會的功能就是監察政府，即使會妨礙施政，亦在所不惜。他們視民意為絕對權威，政府決策都應該有公民參與。
這些人民應有的權利，我基本上都認同，亦不會輕易放棄。但世事總有兩面，對立亦需要有平衡。個人自己不能沒有社會的制約，三權分立不應變成三權對立。現時香港的發展，已令政府的管治效益大減。過去，香港只是在房屋問題上不及新加坡強，現在卻是在整體上都不及新加坡。我最擔心的是，極端民主只會走向極端獨裁。這在歷史上已屢試不爽。香港的民主派可不要令自己變成獨裁的催生婆。
(轉載自am730C觀點2017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