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私訂勝公訂
昨文建議，把最低工資的時薪由28元提升至30元，但只計工作的時間；食飯時間與非法定的有薪假期都不計工資。這樣，勞資雙方才有機會妥協，避免把爭拗沒完沒了的糾纏下去。有讀者覺得我的建議出賣了資方的利益；而且與我的一貫反對最低工資立場不一致。
其實，我的建議只是一種面對現實的做法，並不代表我在理念上支持最低工資。在最低工資的立法諮詢期間，我曾立場鮮明地反對最低工資；但現在立法會既然已通過了最低工資的主體立法，我再反對也沒有用；唯有提議一些具體可行的方法，以讓事情可以進行得順利一些；待社會嘗過最低工資的真正味道之後，我再找機會予以反對。
有僱主對我說，他的行業本身利潤微薄，時薪元對他的行業來說已不容易負擔，現在勞工界得寸進尺，推翻了飯鐘計不計工時，可由僱主僱員自行磋商的協議，令他的成本大增，根本沒有條件再經營下去；如果把公司關閉，僱員可能要失業；所以他決定組織行家，齊齊反對把飯鐘也計入工時。
我勸他要小心，因為現時社會的仇富情緒高漲，同情僱員的人一定多過同情資方；與勞方陣營硬碰，可能要吃虧。此之所以，我才建議把最低工資的時薪由28元增加至30元，讓勞方可以先圓原先想達到的目標，以換取工作時間才計工資的準則；各讓一步，大家都有得益。
一旦確立了工作時間才計工資之後，勞方在加班補薪時，可以補多一點。此外，還可以一併解決每月四天的休息日應否計工資的問題。因為：若然吃飯是為了工作，應計工資的話，即休息何嘗不是為了工作，是否也應計工資？這會把問題弄得更難解決。
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才能，對錢與工作的需要也各有不同；另一方面，僱主的財力與經營能力也差異很大；合理的工資最好由勞資雙方直接協商，勉強是沒有幸福的。由社會訂出最低工資逼資方接受，最終只會逼資方另找一個技能更好的員工，去代替原有的員工；導致弱勢社群更不容易找到工作。將來，做看更的可能不再會是阿伯，而是年輕力壯者。這種情況已經出現。最低工資未實施，阿伯已給人提前解約。
工資是勞力市場的重要訊息。某些工種工資低，表示能做這類工作的人已經太多，大家應轉投另類工作。但最低工資會扭曲這種價格訊息，令低技能的人失去改善自己的積極性，變成長期需要社會政策的照顧。
愈是把最低工資訂得高，就會令愈是多的人被圈進需要社會照顧的範圍。他們很容易會放棄自行改善生活的努力，轉向寄望政客下次會幫他們爭取更高的最低工資。
對一般人來說，透過努力工作去改善生活，本來是人生的主要內容，一旦自己失去這方面的追求，改為把希望寄託在政客身上，就等同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主導權。因此，人應該爭取對自己工資的談判權，不要依靠社會代勞。
(轉載自2011年3月31日am730C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