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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較工資不如分享利潤

香港的勞工團體,在為打工一族爭取權益時,仍離不開爭取加工資與減工時。這好像是最直接可令工人得益的地方,卻沒有擊中資本主義的要害,沒法從根本上改變工人的命運。
 
其實,透過立法的手段所爭取得來的最低工資與標準工時,無論最終達到甚麼水平,獲益的人仍是在社會上處於相對貧窮的境況,心理上還是覺得自己低人一等,並不好受。
 
最低工資愈爭取得高,就代表社會上拿最低工資的人愈多,亦即是說,有更多的人處於相對貧窮的境況。他們會因為看到有些人可以吃法國大餐,但他們卻只能吃雪藏雞翼而不高興。由此可見,立法解決不了相對貧窮問題,保障愈多,只會令更多的人變成比上不足,比下無餘。
 
再者,要靠立法保障才能獲得一定生活水平的人,會感到自己無法主宰自己的命運。因為,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不是靠自己的努力爭取得來的。他們要靠檢討最低工資時,才有得加薪;要等房委會提升擠逼戶的標準時,才可以改善居住環境。他們所擁有的權益都是集體性的,要依賴政客為他們去爭取回來的。他們的個人價值感會愈來愈低落。
 
其實,生活的滿足感,只有透過個人的努力才能真正體驗到,靠社會保障政策,沒法取得理想結果。社會政策總不能讓一個人生活得比其他人好,可是,人們卻偏偏想有優越感。
 
若是只曉得為工人爭取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這種努力其實無法幫助工人跳出資本家設下的圈套。因為工人要爭取的,應是分享勞動成果的權利,而不是單單局限於工資與工時。把工人的注意力過度引向工資與工時,只會令工人模糊了一項更重要的事實—社會上新生的財富是他們有份生產出來的,但這些財富卻以股息的方式分給了股東;工人所能取得只是與人力市場掛勾的工資。這才是資本主義制度剝削工人的機制,但香港的工人組織卻處處迴避觸及這個資本主義的根基。這些勞工組織,有些還自稱是反建制派的,但他們所做的,其實卻在維護建制。
 
近日有本書,登上了紐約時報與亞馬遜網站的暢銷書,叫做《21世紀資本論》,講的就是這個問題。作者湯馬斯.皮克提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收益率長期高於經濟增長率,因而造成了富人的收入和財產比典型的靠勞動獲得收入的工人增長得快。這是貧富懸殊的主要原因。
 
這個觀點我是與他一致的,但皮克提主張以抽重稅去解決問題,我卻不能苟同。我認為讓工人分享公司利潤遠比靠政府提供社會保障好。因為利潤是工人有份創造的,工人會覺得是應得的,較能體驗個人的價值。若然要靠政府照顧,既無成功感,又會失去工作的動力,對社會的整體財富增長沒有好處。 
(轉載自2014年7月25日am730C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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