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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受制於國際分工

接連寫了多篇有關工資水平的文章,希望不至令讀者感到太沉悶。今天談完國際分工之後,會轉新話題。
 
一般而言,工資的水平受制於勞動時間的長短。勞動的強度與巧度、勞動前所需的學習與經驗,以及個別特殊勞動能力的稀有度與需求度。但自從人類的經濟發展全球化之後,工資的水平還受制於產業鏈的國際分工。
 
發達國家可以透過手上掌握的金融實力、科技知識、品牌地位,以及營銷網絡,控制產業鏈的國際分工。落後國家在這方面沒有話語權,只能接受分配,發達國家不但可以決定那些工種留給自己做,還可以把留給別人做的工種的工資壓到盡可能低的水平。
 
一對在中國製造的球鞋,零售價500元,可能有一半是品牌的價值,三成是批發零售價的價值,一成是運輸物流的價值,半成是原料的價值,生產的價值可能連半成也沒有,工人的工資每對可能只值兩、三元。
 
因此,中國的出口價值表面上很高,但由於品牌不是自己的,銷售網絡不是自己的,中國作為製造商,實際上賺不到多少錢。如果把環境污染的成本也算上去,中國可能在做蝕本生意。
 
相反,品牌擁有者的處境就好得多,品牌用得愈多,成本就愈低。而且品牌有天然的排他能力,可以協助擁有者壟斷市場。發達國家的法律,不但不會制約品牌,還會保護品牌。香港的輿論就經常協助發達國家打擊冒牌,鼓吹要用真牌,實際上就是要生產工人永遠拿低工資。
 
現實是做生產的投資大,消耗多,既要建工廠,又要買機器,還要僱用大量勞工,消耗大量能源,污染自己的河山。但在國際分工下,所得的報酬卻非常有限。而且生產商要等到有訂單才敢生產,自主能力很低。為了爭奪訂單,唯有自動獻身,削減加工費。
 
近年,有能力做這類加工生產的國家愈來愈多,連非洲國家也加入競爭。可以預期,未來的加工費只會易減難升。對那些原先只有農業的國家來說,有得轉型做工業已是一個大進步,但對於那些已在做加工的國家來說,新增了這麼多的競爭對手,只會令日子更難過。
 
值得慶幸的是香港的經濟已成功轉型,我們已不再太過依賴生產行業;否則,我們可能也要投入這場鬥減加工費的競爭,我們的基層生活只會更苦。所以,我沒法弄明白,為何社會上竟有聲音認為,香港不要只顧發展金融業,應恢復搞一些工業與農業,這樣,香港的產業才可以多元化,經濟發展才會更平衡。
 
這種論調,對一個國家來說,或者還有一點道理,但對一個城市來說,就不太妥當。現時的國際分工無疑不公平,但香港沒有能力去改變國際已成的建制。我們要過大都會生活,就只能學紐約、倫敦,不能學底特律。 
(轉載自2014年4月24日am730C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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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